古都川端康成 川端康成在戰后的深層反思

2019-07-17 - 川端康成

川端康成戰后初期的短篇小說《重逢》是一篇內涵豐富,主題深刻的作品。小說通過一個個交錯穿插而又貫穿首尾的對比結構,表達了對傳統的回歸、對新生的憧憬、對戰爭的反思和對和平的祈望,同時還描寫了戰后日本的種種世風,流露出對傳統淪喪的不滿和憂慮。

古都川端康成

作者簡介

周閱,北京語言大學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中日文學與文化關系、日本中國學。

川端康成像

《重逢》是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最早發表的四個短篇之一。小說最初發表在《世界》雜志昭和21年(1946年)2月號上,當時日本正式宣布投降剛過半年。在這一特殊時期創作的小說,必然與漫長的戰爭歲月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反映出作者對戰爭的認識。

古都川端康成

然而,無論是川端本人的言說還是文學研究者的評論,占據主流的聲音都是:川端其人其作都遠離戰爭,既極少受到戰爭的影響,也罕見對戰爭的鮮明態度。川端本人曾在不同年代反復聲明,自己“對發動太平洋戰爭的日本,是最消極的合作,也是最消極的抵抗”。

古都川端康成

[1] 他認為自己在動蕩的時局中是“隨波逐流,隨風來順水去。而我自己既是風也是水”。[2] 戰后,川端多次發出回歸傳統的宣言:“我只會獨自回到那古老的山河中去。作為一個已經死去的人,除了悲哀的日本美以外,今后我一行也不會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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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因此,川端文學研究界存在一種普遍傾向,即把川端戰后的許多作品都簡單地與“回歸傳統”聯系起來,或多或少地忽略了其對戰爭的反思。恰如山中正樹在引述了一系列先行研究之后所總結的那樣:“這些批評家的言論,都以川端的‘哀愁’為起點,來評價川端對‘戰爭’的態度,判定戰后川端的出發點以及‘川端文學’的特質。

迄今為止的評論大致如上,一致認為川端對‘戰爭’保持著一定距離。

川端既不贊成也不反對‘戰爭’。”[4] 實際上,川端從青壯年時代開始,在人生最重要的階段,經歷了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全過程,不但親自去過遭受日本侵略的中國[5],而且還親臨現場體驗過即將赴死的日本特攻隊員的生活[6],并親眼目睹了戰后日本混亂蕭條的破敗景象。

作為一個敏銳、細致地觀察世界的藝術家,他不可能真正地遠離戰爭。盡管川端畢生不曾留下一部正面、直接描寫戰爭的作品,但卻以他特有的委婉方式將自己的戰爭認識蘊含在作品的深層。《重逢》即是典型的一例。

可以說,《重逢》是川端在度過了戰爭結束前的創作停滯期、并在戰爭結束后重新提筆進入創作新階段的一篇位于轉折點上的作品。但是,它卻偏離在研究者的視野之外,沒有得到足夠的關注,更缺少充分的研究。在筆者搜尋的范圍內,迄今為止日本的川端文學研究界只有兩篇關于《重逢》的專論[7],其他對《重逢》有所論析的論文也并不多見。

[8] 而中國的日本文學研究界尚無一篇針對《重逢》的專門研究。本文將通過對《重逢》的文本分析,探究其中所蘊含的作者的思想觀念。

“厚木”與“富士”

《重逢》是一篇缺少故事性的小說,或許這也是它沒能引起人們關注的原因之一。如題所示,作品描寫了戰爭期間曾經相戀的一對男女在戰后的不期而遇。但是,男女主人公過去曾有怎樣的交往、當年如何分手、重逢之后是否會再續前緣等等,讀者都不得而知,一切構成故事的情節要素在小說中都沒得到完整的呈現。

顯然,作者既無意講述一個往日戀人的重逢故事,也不想描繪一段婚外戀情的死灰復燃,而是要借助他們重逢的時間、地點再現戰后日本的社會現狀,表達作者對戰爭的認識。

厚木海軍航空基地

小說開篇的第一句話是:“戰敗以后,厚木佑三的生活似乎是從與富士子的重逢開始的。”[9] 這句話中,男女主人公同時出場。但值得注意的是,男主人公的姓在小說伊始就清晰、明確地告訴了讀者,而女主人公卻只有名字,她的姓直到小說結束也沒有出現。

而且,通觀全篇,除男女主人公外,其他所有人物都是無名無姓的。這不能不讓人感到作者是有意為之--他要強調男主人公的姓“厚木”和女主人公的名“富士子”。而“厚木”與“富士子”兩個名字都關涉到日本的地名。

厚木位于神奈川縣中部,1955年設為市。日本投降后,駐日盟軍最高司令麥克阿瑟將軍首先抵達的地方就是厚木。在盟軍先遣部隊到達前不久,厚木軍事基地航空隊曾發動叛亂,要戰斗到底。

因此,“厚木”是象征日本從對外侵略到接受占領的轉折之地,也是反映日本戰后動蕩社會的縮影之地。川端給戰后重逢的主人公之一確定這樣一個姓顯然帶有隱喻目的。而“富士子”這個名字則令人立即聯想到日本的象征--富士山,為女主人公取名“富士子”就是為了隱喻日本的傳統美。

[10] 富士子出場的大背景以及她進入佑三視野的小環境,都與日本的傳統要素緊密相連。首先,她出現在鶴岡八幡宮舉辦的“文墨節”上。鶴岡八幡宮是位于神奈川縣鐮倉市的一座神社,于1063年為守護武家源氏、鐮倉幕府而建。

神社內的許多建筑、雕刻、古籍如今都被日本政府指定為“重要文化財”,其中有“國寶”級的工藝品。“文墨節”是為紀念鐮倉幕府三代將軍源實朝就任鐮倉右大臣而舉辦的活動,每年10月28日在鶴岡八幡宮的末社白旗神社舉行,至今仍未間斷。

1945年的“文墨節”,川端受到邀請,曾特意穿上傳統服裝出席[11],時間正好是小說中佑三與富士子重逢的“日本投降兩個多月以后”。

另外,富士子進入佑三的視野,正值佑三凝神欣賞少女們身著傳統和服表演古雅舞蹈之時:“浦安舞、獅子舞、靜夫人舞、元祿賞花舞--這些衰落的日本的剪影,猶如笛音,蕩漾在佑三的胸中。……他以這種眼光追逐著舞姿,視線里闖入了富士子的紅顏。

”富士子出現在傳統的建筑、傳統的音樂、傳統的服裝以及傳統的舞姿當中。換言之,經過川端的重重烘托,富士子出現在純粹而濃郁的古典傳統氛圍之中,這一出場方式已經非常明確地顯示了富士子的符號意義。

富士山

小說中,富士子闖入佑三視野時,佑三發出了一聲震驚的感慨:“啊,她還活著!“實際上,這是川端本人在戰后的感慨。恰如經歷了戰火的佑三發現富士子還活著的驚喜一樣,經歷戰亂的川端在戰后看到日本尚未泯滅的傳統美時也產生了同樣的驚喜。

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明明是佑三與昔日情人的重逢,卻被川端描繪為:“佑三是同自己的‘過去’重逢了。‘過去’是憑借富士子的形體出現的,佑三卻覺得它是一種抽象的過去的化身。”這里,川端的意圖已經非常清楚:富士子的形體代表的是抽象的“過去”,即日本自古以來的傳統的美;而現在的日本,在戰敗之后重新發現了自己的“過去”。接著,川端又進一步向讀者明示他的意圖:

此時此刻,對佑三來說,過去與現在之間存在著一場戰爭。

毋庸置疑,佑三這種怪誕的驚愕,也是這場戰爭引起的。

兩句話均獨立成行,足見這是川端極力想要強調的內容。如若沒有戰爭的阻斷,也就不會產生“驚愕”。在和平歲月和正常年代,傳統理所當然會得到繼承和發展,然而在發動戰爭的日本則不然。正因如此,才出現了非正常的、過去與現在的重逢,而且是隔著一場戰爭的重逢,也正因如此這重逢的驚愕才是“怪誕的”。

川端在小說中描繪的與過去的重逢,不能不令人想到他在戰后一系列散文中的回歸傳統的宣言:“我把戰后自己的生命作為我的余生。余生已不為自己所有,它將是日本美的傳統的表現。”[12] 無論小說還是散文,這些文字都是川端在經歷了戰爭之后寫下的。

川端康成

死亡與新生

《重逢》不僅是現在與過去、戰后與傳統的重逢,而且是死亡與新生的重逢。戰爭一方面造成無數肉體生命的滅亡,同時也帶來精神生命的死亡,只剩下行尸走肉般的軀殼掙扎著穿過彌漫的硝煙。因此,“佑三發現富士子還活著,如同發現自己也還活著一樣。

”“他仿佛是一個神志昏迷的人,剛剛恢復了意識。”就連富士子也在反省:“覺得糊里糊涂地活著,也著實可悲。我也不知道自己變成什么樣子了。”戰爭期間,人們喪失了思想、追求甚至尊嚴,人生的唯一目標就是--活著,這實際上是一種靈魂的死亡。

但是戰后,佑三“因為遇見昔日的情人,喚起了自己意想不到的生命活力”。“這就好像在生命與時間的洪流匯合處浮現出來的東西一樣。于是,在佑三的心曲里,產生了一種肉體的溫馨,一種似乎同自己的過去重逢的依依之情。

”也就是說,戰爭的結束恢復了現實生命的溫暖,帶來了真正意義的生命的復蘇。這一認識,川端在小說中借助富士子的話進行了非常明確的表達:“我要是能有孩子,也要在日本的情況稍有好轉的時候再生。”

小說中,川端對死亡與生命的思考不僅有上述直接的表達,還輔以間接的象征。作品開頭寫到佑三乘車去鐮倉參加“文墨節”時,在鐮倉站下車后看到了若宮大街上的一排排松樹,“戰爭期間,各地的青松相繼枯死,并不斷蔓延,仿佛是國家的一種不祥的病斑。

然而,這一帶的街樹,大都還活下來了。”戰爭期間各地青松的“相繼枯死”與較少遭受戰火毀壞的鐮倉松樹的“高聳云端”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在這巨大的反差背后是戰爭的存在與否。佑三仰望著和平背景下鐮倉的松樹,“感到樹梢上正常流逝的歲月是和諧的。”這意味著,那些戰爭背景下枯死的松樹,樹梢上流逝的歲月是不正常、不和諧的。

樹木與人類一樣是有生命的,二者都非常便于用來表現死亡與新生的相對關系。不過,《重逢》中除了有生命的事物之外,連無生命的事物也被用來表達死亡與生命、戰爭與和平的主題。在對“文墨節”盛會的描寫中,川端以繁筆多次寫到人們的服裝。

首先,在神社辦事處門前,佑三“看見一群身穿長袖和服的少女,頓覺耳目一新。因為當時人們還沒有脫下防空服或是難民服,穿著盛裝的長袖和服,就顯得色彩異樣絢麗了”。這里,防空服、難民服與長袖和服并置于讀者面前,異常鮮明。

前者是戰爭年代的服裝,后者是和平時期的衣著。接著,佑三來到露天茶座內,“置身于襤褸灰暗的服裝之中,這些少女的服飾就顯得艷美到了極點。”重復的描寫再次把幾乎相同的畫面展示給讀者,由此可見川端是在刻意強化這種對比。

“襤褸”是破敗的表現,“灰暗”是死亡的預兆,而“絢麗”、“艷美”則是生命力煥發的象征。“繽紛多彩的服飾,映襯著少女的表情和動作。這也像是在喚醒佑三。”被戰火逼向死亡的生命在戰后被漸漸喚醒,被激發起了新的活力。

最初川端還只是不動聲色地把兩種風格迥異的服裝客觀地擺在讀者眼前,以鮮明的對比促使讀者自己去體會,但后來他終于開始直接地表達主觀感受了:當觀眾中坐普通席的孩子們向招待席蜂擁而來時,“以這些孩子的襤褸衣裝為背景,少女們的長袖和服就像泥潭里的一枝鮮花。

”這里的“泥潭”和“鮮花”,表面上是比喻孩子的襤褸衣裝和少女的長袖和服,但深層的寓意是戰中的衰敗委頓與戰后的鮮活生機的對比。可見,無論是男女主人公自身,還是街邊的松樹,抑或是人們的服裝,在川端筆下,都指向戰后新的生命。

身著和服的女人

《重逢》的結尾部分,客觀環境與人物的主觀感受再次形成強烈反差。盡管最后的場景是“鬼氣逼人”的陰森黑夜,盡管周圍是殘垣斷壁,空氣充滿了焦糊臭味,腳下是臨時小屋被踏破的木板,盡管佑三手中觸摸到的是富士子嶙峋的瘦骨,懷里依偎著的是富士子疲憊的軀體,然而,對佑三來說,“有一種充滿生機的東西漸漸復活了。

”[13] 可以說,整個作品結束于穿越死亡之后生命的復蘇,猶如黎明時分穿透黑暗的一線曙光。緣此,許多學者在論及《重逢》時,都把目光集中在生命復蘇的主題。

馬場重行認為,《重逢》描寫的是歷經戰敗的悲劇卻沒有消亡的男女之愛,是借助與女性的重逢而喚起的與生命的重逢。[14] 鶴田欣也指出,重逢的意義既是與戰前女性的重逢,也是與往昔的自我的重逢,但真正的意義在于死去的自我的復蘇。[15] 然而,生命的復蘇還只是表層的思想,《重逢》的主題不止于此。

穿和服的日本少女

戰爭與和平

作為一個自稱沒有受到戰爭影響的作家,川端卻在《重逢》并不復雜的情節演進中處處留下了戰爭的痕跡,從故事發生的整個時代背景到具體場景當中的諸多細節,乃至人物的簡短交談,均是如此。

前文提到的小說結尾部分的斷墻、瓦礫、黢黑、焦臭自不待言,在小說開頭兩人剛剛相見時,富士子問佑三的第一句話就是:“你平安無事吧!”看似平淡的問候中隱含的是戰爭對百姓生靈的涂炭。接下來的幾個問答都沒有離開戰爭。

關于這幾年在干什么,佑三直率地回答:“打仗唄”;關于夫人的狀況,回答是“疏散了”;關于雙方的房子,同樣是“燒掉了”。當聽到富士子傾訴“單身女人,連落腳的地方都沒有,無處去啊”的時候,佑三“打了個寒戰”。川端以人物的一個極其微小的動作,傳神地反映了戰爭帶來的創傷。

小說后半部分寫到的日本復員兵,則是最直接的戰爭產物。“從南洋群島復員的士兵也拖著營養不良、奄奄一息的身軀,來到了東京站。”“疲勞、饑餓、沮喪帶來衰弱與潦倒。他們的顴骨突出,雙眼深陷,膚呈土色,面部連露出一點起碼的表情的力氣也沒有了。

”那些被放在月臺水泥地上的傷病員,差點被佑三踩到了頭。在東京站形形色色的過客中,除了日本人,還有朝鮮人,他們的狀況同樣悲慘。他們擠在月臺的臺階下,有的靠在行李上,有的蹲在過道上,鋪著臟布或棉被,行李則是用繩子捆綁起來的鍋桶。對他們,川端以少有的直白口吻評論道:“不少人還是戰爭的受害者吧。”

然而,被反復烘托殘酷性的戰爭,卻成為男女主人公掙脫不倫之戀的契機:“佑三之所以能夠同富士子分手,之所以能夠從多年的不幸姻緣中脫身出來,也許是戰爭的暴力使然吧。”兩人終于擺脫情感的糾纏,似乎得益于戰爭的恩惠。

甚至,“當年富士子那副強烈的歇斯底里的神情”,也在戰爭的磨礪下“渺無蹤影了”,變得“柔聲細語”了。戰爭不但幫助佑三擺脫了戰前的婚外情人富士子,而且也幫助富士子忘卻了對負心漢的怨恨。不僅如此,佑三“從沒有像在戰爭年月那樣眷戀自己的家室。

可以說,他愛他的妻子,愛得幾乎把富士子全忘了”。戰爭反而使佑三恢復了做丈夫的正常狀態,承擔起了丈夫應有的責任。如此看來,兩人倒像是應該感謝這場戰爭。這里,在看似矛盾的表象之下,埋藏著強烈的反諷,川端對戰爭改變了普通人的人生和命運的反思,借佑三和富士子的情感際遇表達了出來。

美軍在“特殊慰安施設協會“門口排隊等待

另一個明顯的“戰爭痕跡”是出現在日本神社的美國士兵。如果沒有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也就沒有如今的盟軍占領,沒有頭戴鋼盔、腳踏軍靴的美軍面孔出現在大街小巷。從交戰雙方的角度來講,美國是日本的敵國,但是川端描繪美軍士兵時卻沒有使用一個貶義詞。

“美國兵老老實實地并排坐在神社常見的長條白木桌旁,露出一張張單純的好奇的臉。”不僅如此,當占領軍的軍樂隊入場演奏時,面對這些進駐日本國土的戰勝國軍人,作為戰敗國的被占領狀態下的國民,佑三卻發出了由衷的感慨:“那是一個多么光明的國家啊。

佑三現在才對美國驚嘆不已。”而且,不只是佑三,現場的觀眾也都因美國的軍樂而重新振作、精神煥發:“吹奏樂齊奏時發出的第一個音響的那一瞬間,佑三陡地振作起來。

他豁然覺醒,灰暗的思緒便云消霧散了。清脆的樂聲,使人感到猶如自己的身上挨了一根軟鞭子的抽打。觀眾的臉,又恢復了生氣。”美軍的演奏使佑三“振作”、“覺醒”,也使觀眾“恢復了生氣”。這意味著戰爭結束后的和平使日本恢復了生機。

如果說普通觀眾的反應只是沒有親赴戰場的百姓的從眾表現,那么親自交戰、敗北回國的傷病員面對美軍的態度則更加有力地說明了川端的思想。“這些傷病員的目光還是透亮的。他們毫無敵意地望著占領軍上下電車。”這里透露出一個關鍵的信息,在交戰的敵國軍人之間沒有敵意,這是和平的信號在川端筆下,是和平重新賦予了這些參與過戰爭的人以純潔:“事實上,這些復員兵總是一副純樸的表情。

”“他們身上似乎有一種純潔之情。”就連隨侍在他們身邊的護士,“比起戰爭期間來,也純潔得多了。”這里,川端特意將戰后同戰爭期間進行了比較。不難看出,川端努力在用戰爭的殘片拼接出和平的圖景,而這和平的圖景正是他心中的理想。

鶴岡八幡宮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小說中重逢的地點,正是戰敗的日本與占領的美軍相交匯的地點--鶴岡八幡宮。在一座神社里,中世紀的日本舞蹈與現代的美國軍樂同臺演出,這本是一個近乎滑稽的場面。尤有深意的是,鶴岡八幡宮所供奉的應神天皇是作為日本的武神、戰神而存在的,這個神社原本是一個“尚武”之地,廣受武士崇拜。

在戰爭期間,人們曾經為祈禱“武運”和“勝利”而到此參拜。但是,在這里舉辦的“文墨節”,恰如節日名稱所顯示的那樣,是一個“尚文”的活動。

活動所紀念的源實朝是一位成就卓著的文人,他為逃避政治矛盾而沉溺于和歌、管弦等藝術,有著名的《金槐和歌集》存世,《敕撰和歌集》中錄有其92首和歌。川端在設置了這樣一個文武碰撞的背景之后寫道:“舉辦這次盛會,似乎表明當局決定實行文治,也意味著戰神已經改變了這個社會。前來參加這個和平節日的人,再不去祈求什么武運和勝利了。”放棄戰爭、祈求和平的用意清晰可見。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川端是把戰爭與和平并置起來,相互反襯,借此表達對和平的祈愿。

東京與鐮倉

佑三和富士子重逢于鐮倉,之后一起回到了東京,因此,故事中存在明顯的空間移動,跨越了兩個城市。而這兩個城市,仍然是對照存在的。

眾所周知,1945年3月的東京大空襲是促使日本投降的關鍵性事件之一。空襲中,美軍成百上千架戰斗機不僅投下了無數的高爆炸彈,還投下了大量的燃燒彈,東京在爆炸的轟鳴和沖天的火光中化為一片焦土。東京大空襲被認為是戰爭史上最大的災難之一,東京中心16平方公里的面積被全部摧毀,僅清除燒焦的尸體就花費了近一個月的時間。

此后,美軍又先后對名古屋、大阪以及日本其他地區進行了轟炸,空襲一直持續到日本投降。但是,在如此大規模的、連續的空襲中,毗鄰東京的鐮倉卻躲過一劫。

二戰后的東京

小說中,東京與鐮倉兩地的對比時時出現。從東京來到鐮倉的佑三看到高大的松樹時,便聯想到“人們住在受到戰火洗劫的東京,對這種自然景象是很容易忽略的”。川端在東京的前邊特意加上了一個定語--“受到戰火洗劫的”,就是為了突出兩地的對比。

后面,川端又再次通過富士子的感慨加強了這種對比:“鐮倉沒有遭到洗劫,真太好了。燒過和沒燒過可大不一樣。就連樹木和景色,也還是一派日本的情趣。看見了少女們的風采,實在令人吃驚啊。

”整篇作品中,出現在鐮倉的是神社的牌坊、舞殿等古跡,而出現在東京的則盡是戰火的遺痕,從燒毀的民房、殘破的墻壁到傷兵、難民、擔架、護士,無一不與戰爭相關。因此,小說中東京是作為戰爭之地,鐮倉是作為和平之地而存在的。

在戰爭之地的東京,佑三回憶起了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以及在地震中被砸傷的往事,同樣是東京,同樣是家破人亡的災難,佑三說:“那時日本在世界面前并沒有被放在罪犯的位置上。因為地震的破壞,只是一場天災。”與“天災”相對應的,就是“人禍”,顯然,在川端心中,戰爭就是一場給交戰雙方都帶來痛苦和傷害的“人禍”。

這是日本投降不久,一個侵略國、戰敗國的作家對戰爭的反思,堪稱難能可貴。葉渭渠先生在談到《重逢》這篇小說時指出:“對于一向在作品中以對現實、政治、社會淡薄的川端康成來說,這不能不是受到戰后反戰、民主自由思潮的影響的結果,不能不說是一個進步。

”或許正是在這一意義上,葉渭渠把《重逢》稱為“川端康成戰后第一篇比較重要的短篇小說”。[16]

繼鶴岡八幡宮這個尚武的神社和“文墨節”這一和平的活動之后,川端又通過東京與鐮倉這兩個面貌迥異的城市,使戰爭與和平的主題得到了更加鮮明的對照展現。至此,我們從《重逢》中看到了對傳統的回歸、對新生的憧憬、對戰爭的反思和對和平的祈望,但川端并未止筆于此,他又進一步描寫了戰后日本的種種世風,流露出對日本現狀的極度不滿以及對未來的深深憂慮。

骯臟與純凈

重逢后的佑三和富士子乘火車回東京時,在東京的站臺上,佑三看到戴著紅十字標記的護士,這使他聯想到戰爭中被國家遺棄的士兵:“這場戰爭打敗了,將許多士兵遺棄在遠隔重洋的異國他鄉。就這樣把他們置之不顧而投降了。

”國家與士兵之間的遺棄關系同樣存在于佑三和富士子之間:“佑三在戰爭中將富士子丟棄不顧”,“他在戰爭期間把自己對富士子的責任和道義感完全拋諸腦后了。”而造成這種遺棄的,同樣是戰爭:“糾纏在男女之間的細微瑣事中的良心,也可能早已拋在戰爭的激流之中了。”

對佑三和富士子來說,在突如其來的重逢的喜悅之中,在“連那樣一場戰爭,不是也過來了嗎”的慶幸之余,是對未來的茫然。富士子不知何去何從,便想投靠佑三,求佑三收留自己。而佑三也處于懷疑與矛盾之中,他乍一看見富士子時“有一種現實的打算”,但對于自己種下的孽緣又“害怕舊事重提”,他不敢正視現實,懷疑富士子的真情表白是另有圖謀,甚至“復萌舊念,企圖讓時間的激流把富士子卷走”。

他判斷事物的立足點總是游移不定,“極端的自我犧牲與自我中心,自我反省與自我滿足,利他與利己,道義與邪惡,麻木與興奮,竟不可思議地在佑三的心靈上交錯在一起。

”川端把佑三的種種灰暗、齷齪以及反省、自責的內心活動層層剝開,表現得淋漓盡致,進而把形成這種心理狀態的原因歸結為戰爭:“佑三把自己連同現實生活,一切的一切都獻給了戰爭,并且陶醉其中,才落得如此結局。

……他心頭仿佛掠過一抹陰影,覺得自己遭受了毒害,也就更加茫然若失,無比惆悵了。”佑三的精神面貌在戰后具有普遍性,“那時候,時間概念似乎已經消失,許多人都沉溺在國家與個人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已經顛倒錯亂的漩渦之中。

”這正是戰后日本的社會現實。當時像川端這樣清醒地把追求真正和平、恢復日本傳統美作為己任的人并不多,多數人還沉浸于戰爭的創傷和內心的怨憤,無法面對未來。川端那雙以冷峻著稱的眼睛,不僅看到了這種彷徨無措和混沌無序,還看到了更為嚴重的問題--傳統的墮落。

《重逢》中,以佑三對富士子、國家對士兵這兩層顯在的遺棄關系作為鋪墊,還揭示了另一種隱性的遺棄,即國民對古典傳統的遺棄。“文墨節”上,各種舞蹈輪番表演,但川端用較多的筆墨細致地描寫了一個跳元祿賞花舞的藝伎,她從舞殿的臺階上走下來,“佑三目睹她那衣裳下擺拖在碎石地上遠去的情形,心頭驀地涌上一陣哀愁。

”“這下擺酷似日本美女的肌膚,也像日本女性的妖艷的命運--她毫不珍惜地把它拖曳在泥土上,漸漸遠去……”佑三看到的,是日本古典美的衰落,是女性純潔之美的淪喪,是對傳統的逐漸遠離,他的哀愁正是川端的哀愁。

日本女孩與美國士兵

《重逢》中露骨地描寫了一些骯臟、丑陋的場面,如火車站橋下的滿地糞便、富士子在車站排隊時遭遇的男人等等,實際上這都是在影射戰后的日本社會。小說還以車站過客的形式描寫了一個向美國士兵乞討的日本少女,她腳上穿著一雙男人的大木屐,手里捧著一個糨糊瓶,一看見美國兵就央求似的打招呼,有時還碰到了別人的褲子。

她的邋遢令人生厭,以至“佑三擔心她手里的液體糨糊會不會粘在對方的褲子上”。這個少女形象與小說開頭出現在神社舞殿上的盛裝少女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前者是骯臟的,后者是純凈的。

舞殿上身著傳統服裝的少女跳著傳統的舞蹈,她們是日本傳統美的象征,她們的美令人贊嘆不已,使美軍士兵不由得“競相拍起照來”。兩種少女形象本身的差異也導致了美軍士兵對她們態度的截然不同。

美軍士兵對乞討少女根本不正眼瞧一下,“漠然地揚長而去”,這是一種極端鄙視的態度。小說后邊的一個細節傳遞出同樣的信息。一次在火車站,“一聲低沉的‘Very pure’(很純凈--筆者注)傳入了佑三的耳朵。

他心中一震,事后想到:可能是說‘Very poor’(很可憐--筆者注),自己聽錯了。”一個民族的傳統,如果是純凈的,則會令人感嘆,但如果變得污濁,則將為人所不齒。

當時的日本社會已經談不上純凈,所以佑三懷疑自己聽錯了。 看到那個乞討少女時,富士子說的一句話十分耐人尋味:“不知怎的,近來我一見這種人,仿佛自己很快也要變成那副樣子。”也就是說,富士子在某種程度上從乞討少女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如前所述,富士子在作品中是作為傳統的象征而被塑造的人物,但是在戰后卻出現了精神頹廢、品格淪喪的征兆。對此,富士子自己也意識到了,所以她說:“這樣下去,恐怕要淪落到黑暗的深淵去哩。

”像這樣瀕臨墮落邊緣、或已墜入墮落深淵的日本女性、日本國民、乃至政府機構,在戰后的日本比比皆是。日本投降后,曾主動為占領軍設置妓院,由政府出資在“特殊慰安施設協會”[17]的支持下建立了全國范圍的妓院網絡,強迫本國婦女用身體侍奉昨日的敵人。

可悲之處在于,這是國家行為,因此連警察宿舍也被緊急改造成了妓院。而且,對于在因此引發的事件中死去的女性,日本政府一律封殺消息,不予報道。更為諷刺的是,這一丑惡業務最終并非由日本自己結束,而是在麥克阿瑟的干預下被迫解散。

日本女孩與美國士兵

自1945年8月27日美軍先遣艦隊的17艘軍艦從橫須賀港登陸之后,有12萬美軍從橫濱進入神奈川縣,縣內到處都是美軍基地,日本百姓與美國士兵的接觸程度僅次于沖繩。所以,《重逢》的舞臺鐮倉和東京都是美軍士兵非常集中的地方。

當時的一些日本人在美軍士兵面前諂媚乞憐的丑態,在作家高見順的日記中頻頻出現,而且許多場面是高見和川端一起目睹的。如1945年10月18日,兩人一起在東京皇居附近看到20歲上下、穿著辦公人員服裝的年輕女性刻意從美國士兵前面走過,露出想討要東西的樣子。

[18] 兩天后,高見又在高圓寺車站看到在美國兵面前媚態百出的女性,不由為其修養之低下而感到羞恥和氣憤。[19] 這種墮落的社會風氣在川端的其他作品中也有所反映。

同時期創作的掌篇小說《五角銀幣》中有這樣的細節:“從傍晚起,背胡同里就傳來了附近姑娘們奇妙的聲音,據說一夜之間她們就能賺上千元。”[20] 幾年之后創作的長篇小說《山音》,也寫到在御苑充滿日本風采的池畔一個白人士兵腳踩燈籠同妓女調情的情節。

《重逢》中的富士子身上便暈染著這一時代的墮落色彩,恰如谷口幸代所指出的那樣:“富士子的身姿中,凝聚著日本美走向墮落的危機感。”[21]

1945年8月30日,美國陸軍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右二)和其他高級陸軍軍官將軍抵達厚木機場

日本發動的戰爭破壞了傳統的美,而戰敗之后的日本又拋棄了美的傳統,這是川端看到的日本最大的悲哀。而眾多的日本人對此卻混沌無知。在《重逢》發表后的第二年,川端在著名散文《哀愁》中再次明確表達了自己的不滿與擔憂:“戰爭期間,尤其是戰敗以后,日本人沒有能力感受真正的悲劇和不幸。

我過去的這種想法現在變得更加強烈了。……戰敗后,我一味回到日本自古以來的悲哀之中。我不相信戰后的世相和風俗。或許也不相信現實的東西。”[22] 戰后的川端沒有簡單地停留于描寫戰爭的殘酷,表達戰后的哀傷,抒發內心的憤懣,他的目光穿透了過去,凝視著現在,同時也投向了未來。這正是川端的深刻之處。

結語

《重逢》雖然篇幅短小,但內涵豐富,主題深刻。通觀全篇不難發現,交錯穿插而又貫穿首尾的是一個個對比結構:無論是男女主人公的象征身份,還是鐮倉與東京的地域空間,抑或是死亡與新生、戰爭與和平、骯臟與純凈的種種意象,無不形成鮮明的對比。

《重逢》是一篇在對比結構中表達對戰爭的否定態度的作品,但又不僅僅是一篇單純反戰的作品,它同時也是一篇批判現實、警示未來的作品[23]。《重逢》在戰后日本文學中應該得到更多的重視。

[1]川端康成「天授の子」,『川端康成全集』第二十三巻,新潮社,平成11年

(1999)10月,第569頁。

[2]川端康成《文學自敘傳》,見《川端康成散文·下》,葉渭渠譯,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9年,第551頁。

[3]川端康成「島木健作追悼」,『川端康成全集』第三十四巻,新潮社,平成11年(1999)10月,第44頁。

[4]山中正樹「『十五年戦爭』と作家『川端康成』(覚え書き)――昭和十年代の『作品』を中心に」,「桜花學園大學人文學部研究紀要」第7號,2005年,第7頁右。

[5]1941年4月2日,川端受《滿洲日日新聞》之邀,從神戶出發赴中國東北參加圍棋大會,經新京(長春)去了奉天(沈陽)、哈爾濱、承德、北京、天津、大連等地,5月16日回到神戶。同年9月初,,川端又應關東軍之邀再度赴偽滿洲,訪問了大連、奉天(沈陽)、撫順、黑河、海拉爾、哈爾濱、新京(長春)、吉林等地,至月底結束行程后又自費留下,叫來秀子夫人于10月一同訪問了北京、齊家鎮、張家口、天津、旅順等地,最后返回大連,于11月30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回到神戶。

[6]1945年4月,川端作為海軍報道班成員赴鹿兒島縣鹿屋的海軍航空隊特攻基地逗留了一個月,以此體驗創作了《生命之樹》(19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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