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現在在哪里 李政道與楊振寧的分歧在哪兒?

2019-05-13 - 李政道

對李、楊分道揚鑣的原因,楊振寧已經說過了,卻一直沒聽到過李政道的說法。我憶起“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俗話,心想楊說過了,現在且聽李怎么說吧。

《始末》中寫道,李、楊早年是西南聯大校友,后來又是美國芝加哥大學校友,關系一直很好, 且“兩家比鄰而居, 兩家人來往密切”。從1951年起,他們的合作“真正開始”,并得到奧本海默的欣賞和愛因斯坦的重視——即此一點便可看出,李、楊是多么的幸運!

李政道現在在哪里

但他們無視這種幸運,文章接著談及:“此時糾紛卻發生了,由頭是他們合寫的兩篇論文署名次序問題。在第一篇論文寫成后,按慣例合作者的署名應按姓氏英文首字母的順序排列,應該是‘李政道和楊振寧’。

李政道現在在哪里

但楊振寧提出,如果李政道不介意的話,他希望排在前面,因為他比李政道大四歲”。可惜李政道很“介意”,他“對這一要求很吃驚,勉強同意。在第二篇論文署名時,李政道說服楊振寧,按國際慣例改了過來”。第一篇署名是楊振寧和李政道,第二篇署名李政道和楊振寧。——就這樣輪流坐莊也很好,但不行。

李政道現在在哪里

“署名問題給二人帶來裂隙……”——事情使李政道耿耿于懷,看來更使楊振寧耿耿于懷,但兩人仍相互需要。于是,此后兩人仍有合作,有些學術觀點經激烈辯論后能取得一致,有的重要論文“還共同署名”。對此,李政道在《破缺的宇宙》一文中寫道:“從1956年到1962年,楊和我共同寫了32篇論文……合作緊密而富有成果,有競爭也有協調。

合作的成果大大多于每個人單獨工作可能取得的成果。”后面的兩句話是實事求是的說法,更是令人鼓舞的說法。它曾被李、楊共獲1957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的事實所證明,使人想起中國人常說的“團結就是力量”。

楊振寧說,他在發現“宇稱不守恒”中的功勞比李政道大。1982年,他在《獲諾貝爾獎的論文產生經過》一文后記中說:“李政道先是反對這種(有關宇稱不守恒的)觀點。我力圖說服他……后來他同意了我的意見。”《李政道傳》則說:“這一發現是李政道先找到突破口的”,因此“論文由李政道執筆,署名也是李政道在前”,“在諾貝爾獎委員會通知以及所有媒體的報道中,兩個名字的次序都與獲獎論文的署名一樣,李政道在先,楊振寧在后”。

然而,據《李政道傳》說,“到斯德哥爾摩領獎時,楊振寧突然提出,授獎時他希望能按年齡順序在李政道之前受獎,而他夫人杜致禮則想在出席晚宴時讓國王作陪,也就是說,在進入晚宴會場時她要走在最前面,楊振寧次之排在第二名,由皇后作陪”。“李政道大為驚訝,不同意這么做。但是,楊振寧又去求李政道夫人秦惠君。秦對李政道說,假如為這件事鬧出笑話,讓外國人看不起,太丟臉。這樣李才勉強同意”。

再往后,1962年5月12日出版的《紐約客》雜志刊登伯恩斯坦寫的《宇稱問題側記》。楊振寧看到校樣后說“文章里‘某些令人痛苦的地方’,要和李政道討論”——又是“排名先后”問題,“楊振寧提出,文章中某些地方,他希望名字寫在李政道之前,另外,他夫人杜致禮的名字也要放在秦惠君之前。

因為杜致禮年長一歲。第二天,楊振寧到李政道家里提出,凡是文章提到‘李和楊寫了’的地方都要加一個注,說明是出于字母排序的習慣”。“對楊振寧的這些要求,李政道覺得太無聊。當天晚上,楊又打來電話,說那些注或許可以不加,但文章里都要寫成‘楊和李’。李政道感到失望,只好建議他們今后不再合作。楊振寧隨即變得十分激動,開始哭起來……”

不管怎樣,“最后他們都同意暫停合作”——而人們都知道,這個“暫停”就是永久停止。奧本海默曾說“李政道和楊振寧坐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草地上討論問題,是一道令人賞心悅目的風景線”,但現在,奧本海默說“李政道應該不再做高能物理,而楊振寧應該去看精神醫生”!

在物理學上兩人極具天賦,堪稱頂尖級人才,奧本海默曾對他倆傾注了很大的感情和心血,現在卻毫不掩飾對他們的批評乃至否定。“李政道應該不再做高能物理”,是預言李今后在高能物理領域不大可能再有大的成就。這話說對了,1957年后的半個多世紀中,李政道確實沒有特別突出的科學貢獻。“楊振寧應該去看精神醫生”,則簡直是毫不留情面的直斥。

《始末》寫道:“李楊之間的恩怨,其影響遠遠超出了個人范疇,延伸到了日后中國基礎學科的發展。”國內高能物理學界本來就存在分歧,1972年后楊振寧和李政道陸續回國訪問并介入其間,“使這一分歧就帶有了濃厚的個人意氣的色彩”。“李政道主張建高能加速器,楊振寧反對;李政道主張重視基礎科學,楊振寧力主搞應用科學;李政道創立特殊的考試辦法幫助中國學子赴美留學,楊振寧就說是‘喪權辱國’,等等”。

從晚清至民國,中國人被形容成“一盤散沙”;改革開放初又出現“一個日本人是蟲,三個日本人是龍;一個中國人是龍,三個中國人是蟲”的說法——何況李、楊還都是特別優秀的中國人。

2001年日本提出要在21世紀的前50年里培養30個諾貝爾獎獲得者,即平均每年0.6人。2010年10月,年度諾貝爾獎揭曉,3位化學獎獲得者中有兩個日本人,這就使日本在21世紀前9年里培養的諾獎得主達到10人!

而自1901年開始頒發諾獎以來的110年,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的61年,先后共有8位科學家獲獎,其中出自1949年前的中國者2人,出自臺灣地區者2人,出自香港地區者2人,生在美國者2人,全部是在美國榮膺諾獎的。中國本土尚無一人。

李楊的“恩怨”也好,“一盤散沙”也好,很多中國人和中國知識分子的“鬧不團結”也好,說到底還是一種“國民性”,一種“壞根性”,對它的“療救”是很麻煩和很需要時間的。(據《同舟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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